它们通过细化、量化政府在人权领域包括妇女、儿童权利保障领域的工作目标和指标，既有利于相关法律的实施，也有利于相关法律和人权意识的普及。
在我国，当前全程规范和监督司法行为，通过事后救济和事中规制来实现对司法行为的必要控制，既发挥外部的监督和制约力量的应有作用，又在司法运行过程中不断健全司法自律，重视司法审判机关的法官内部惩戒制度和外部责任追究制度相结合的威慑和惩治以及追究机制建设，是最大程度地抑制和消除不良司法行为的迫切需要。法官在阐发法律目的和宗旨、实施司法裁量、进行利益衡量的过程中，面对诉讼收益、诉讼风险和诉讼责任的分配，应按照特定的价值取向作出实现案件当事人的利益确认和纠纷裁定与社会预期和善良愿望相一致的选择。
第三，进一步加深对于三五纲要的司法改革方向的准确理解和坚定支持。二是议会就一般的或具体情况下的法官行为，向政府提出质询，这也是一项非常有效的手段。其中因为诉讼程序不同而最后进入开庭审理和判决（包括陪审案件）的案件可能达到5%~10%(50件~100件)，而其他案件则以和解、调解、仲裁、有罪承认等方式结案。再次，尽管在沃伦法院的司法实践中关于司法职权及其能动性的认识可能是我们所保留意见的，但是纵观不论是此前霍姆斯的司法消极或者说司法克制，还是沃伦的司法积极或者说司法介入，却是在不同的社会情势之下的表现形式不同而已，其中的共性在于这种关于司法实践必须适应和围绕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需要，不能孤立和单纯的看待司法审判活动的裁判结果或司法效果的立场和态度。孙万胜：《司法权的法理之维》，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
对此，我们反观西方国家司法制度的发展历史，却表明，在所谓司法精英化的国度，司法民主同样得到广泛和深刻的发展和运用，并成为司法权威的主要基础，成为司法获得合法性和正当性，并成为对抗对于司法神秘、司法专横和司法封闭的重要武器，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司法获取民众信任和社会支持的重要因素之一。最近，检察官拥有裁量权的案件从轻罪案件扩展到了较重的案件。这些案件可以确认、支持、凝聚社区或社会的基本共识，其意义突破了案件本身，从而具有了公共政策意义。
事后几周，镇干部将全镇其它类似纠纷轻松调解妥当。一般来说，中西部普通农村和边疆地区农村，可能更需要治理化司法形态。[6] 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61页。刘思达的经验研究表明，派出法庭主动收缩并在很大程度上与乡土社会保持距离，以退为进地在司法体制与传统社会中保持平衡。
这样，基层法官的司法就不可避免地呈现出治理化形态。乡村干部更多以举例子、打比方、劝说将心比心等方式调动了当事人的感情，以感情的力量而不是逻辑的力量说服他们。
[33]贺欣的研究也表明，对于具有严重争议的离婚案件，判决已经取代调解和好成为基层法院办案的主要方式，这种转变与法院系统近年的司法改革密切相关。派出所以和稀泥的方式了结纠纷，可能也是对纠纷的延伸性和诉求的非适法性综合权衡的结果。[48] 前引〔33〕，黄宗智、巫若枝文。[34] 贺欣：《离婚法实践的常规化》，《北大法律评论》第9卷第2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7] 苏力：《送法下乡》，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50页。[42] 吴英姿：《司法过程的协调》，《北大法律评论》第9卷第2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79页。在实践中，乡村干部解决了大量的纠纷，规避了农村纠纷的特定社会风险。这种司法形态虽然有其合理性，但合理性有一定限度。
这样，副镇长粗暴地将纠纷摆平。随着中国农村发展，乡村司法最终也许会走向形式法治，但并不意味着应当立刻如此。
[12]在对基层司法制度的研究中，苏力的分析无一不是放在乡土中国、熟人社会这个背景中。因此，乡村司法理论需要关注三个方面的内容：基层法官的司法，乡村干部的司法，基层法官与乡村干部的关系。
[33] 黄宗智、巫若枝：《取证程序的改革：离婚法的合理与不合理实践》，《政法论坛》2008年第1期。这种社会分层的划分依据主要在于职业分化。因此，双二元结构应当成为目前乡村司法的一个基本原则，也是乡村司法的务实态度。[5]〔英〕西季威克：《伦理学方法》，廖申白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6页。人们的交往和行为，不再局限于乡土熟人社区和基层市场区域，而是镶嵌到了更大的社会系统中。汪庆华研究认为，基层法院对于自己难以控制社会效果的行政诉讼案件，往往采取选择性司法的方式不予立案。
第二，以市场经济为核心的现代化进程重塑了农村家庭关系和人际关系，使得村庄地方性共识日趋瓦解，地方性规范存在的空间日趋狭小，国家法律日益成为人们达成一致意见的中介。[20]这说明农民群体并没有很大分化。
[25]〔美〕帕森斯：《社会行动的结构》，张明德、夏遇南、彭刚译，译林出版社1998年版，第782-783页。乡村干部是村庄地方性知识的载体，他们生长于村庄之内，了解纠纷诉求的意涵，了解纠纷的前因后果和症结，了解当事人的性格特征，了解村民的实际需求，能够对症下药，以出人意料的方法解决纠纷。
因此，水某被打后的诉求具有非适法性。十阶层论认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从原先的金字塔型逐渐向橄榄型转变。
因为他处于信息不对称的处境，无法确知张某何时会下手，预防成本太高，最终只好花钱买安心。在这种背景下，农村纠纷的性质会有所变化，纠纷案情的延伸性会逐渐降低，诉求的非适法性也会逐渐少见。法院受理案件后，委托村、镇两级组织协助调解。我们在湖北通山县发现，调研点周围三个村的所有村干部，居然与设在邻镇的派出法庭的三个法官均不熟识，而这三个法官已在此分别了工作了二年、五年和六年。
滕尼斯将社会规范分为秩序、法律和道德三类，认为在共同体中，秩序的基础是普遍同意，法律的基础是共同习惯（习惯法），道德的基础是宗教。在乡村司法中，只有实现了秩序价值，正义、公平、自由等价值的实现才有可能。
它们是基层法官所无法全部替代的。委托调解制度具有明显的治理化特征，在一些学者看来，无疑是为行政干预司法开了方便之门。
在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二元对立的思维框架下，人们思考中国乡村司法制度建设时很容易预设，伴随着现代化进程，乡村司法应当从传统走向现代，其目标体制就成了当代西方司法。这表明，在农村新形势下，乡村司法的治理化形态仍然有着强大的生命力。
基层法官越有耐心，个人道德越崇高，涌向派出法庭的案件就越多，基层法官就需要更多的耐心。[29] 贺雪峰：《乡村的前途》，山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9－37页。兄弟俩发生纠纷，父亲被晾在一边无人赡养，村干部和司法所多次调解都无效。显然，他不再愿意与前辈法官一样，通过繁琐、琐碎的工作去化解纠纷，而更乐于用法律程序去应对当事人喋喋不休的争吵。
第五，作为地方性知识载体和作为司法权力运作导管的乡村干部都是行政干预司法的另类表达，应当被完全清除出乡村司法过程。而村民自治中的矛盾、计划生育引起的纠纷、土地纠纷等案件，甚至并不适应形式法治的诉讼程序，这些案件往往缺乏法律意义上的证据，因此更加需要治理化的司法。
而如果水某不计较，就是好欺负，从而越发丧失做人的尊严感。依据治理论的逻辑延伸，乡村干部司法所形成的精微法律秩序，及其治理化司法现状，也应当得到尊重。
他认为，当前中国乡村出现的新农民阶层及其推动的乡村社会变迁，使得治理论面临诸多悖论性事实。目前，河南省、安徽省、上海市等都在辖区内专门推行了这一制度。
